“未名”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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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生扶持、帮助过许多文学青年,其中以组建“未名社”的形式给予一群年轻人的帮助与扶持,应该说最具典型性。

按通常说法,未名社只有6个人:鲁迅、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一个先生带着5个学生,开始时这样,结束时还这样。而这几个人的最初聚合,有赖张目寒的穿针引线之功。

张目寒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都是安徽省霍邱县叶集人。除了同乡关系,他们还是或中学或小学时的同窗,后来又殊途同归都到了北平。当是时,鲁迅除在北大、北高师、北女师授课外,还兼任着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的讲师。张目寒正在该专科学校读书,便有幸成为鲁迅的学生且与先生常有来往。他对鲁迅的学识与为人都颇为敬佩,常对韦素园等谈起先生。韦素园等都是深受“五四”影响的文学青年,对鲁迅早已高山仰止,都渴望能得到鲁迅的指教。张目寒理解几位同乡的心情,便把李霁野暑假期间翻译的《往星中》带给了鲁迅,那一天大概是1924年9月24日。李霁野回忆说:“他第二天就看了,并约我去谈谈少数要修改的地方。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正是从这里开始,这群年轻人进入了鲁迅的视野。通过张目寒的介绍,他们依次拜见了鲁迅,并很快同鲁迅成为朋友。

此时,鲁迅正在翻译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计划译迄后以《未名丛刊》第一种的名义出版。看了李霁野的《往星中》译稿,决定将其也纳入该丛书序列。当《苦闷的象征》付梓时,便特意写了《〈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作为新书预告登在了《苦闷的象征》封底:“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现在,除已经印成的一种之外,就自己和别人的稿子中,还想陆续印行的是:1.《苏俄的文艺论战》。俄国褚沙克等论文三篇。任国祯译。2.《往星中》。俄国安特来夫作戏剧四幕。李霁野译。3.《小约翰》。荷兰望蔼覃作神秘的写实的童话诗。鲁迅译……”

1925年初春(一说1924年年底),《苦闷的象征》面世,接下来的《往星中》出版计划却难以实施,因为李霁野尚名不见经传,而书局老板对新人新作不感兴趣。恰如一个兴冲冲只待婴儿第一声啼哭的父亲突然得知孩子已胎死腹中一样,李霁野的失望可想而知。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往星中》的出版困难,促生了鲁迅自办出版社的意向。他告诉几个年轻人,日本有个完全由大学生自行经营的丸善书店,起初规模很小,慢慢就发展起来。又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弄一个出版社的,只印自己的作品。这个提议理所当然得到了热烈响应,于是立刻筹划起来。商议结果是先集起能出4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估计在600元上下,并决定年轻人每人出资50元,其余部分全由鲁迅负责。

“建社”的整个筹划过程中,曹靖华一直没有到场。这位未来的大翻译家是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人,出生于1897年8月。受“五四”运动影响,他于1919年冬天在开封创办了“青年学会”。这个以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为己任的学生社团,影响很快遍及河南全省。那时曹靖华还在开封省立二中读书,他因此被推举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1920年夏天曹靖华中学毕业,入上海泰东图书局做校对工作,从而有机会结识了茅盾、郑振铎、蒋光慈以及韦素园等人,并经蒋光慈介绍于1921年元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他受该组织委派,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韦素园、王一飞等20余人一起,秘密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大学是共产第三国际创办的旨在培养东方各民族革命干部的大学校,其学员来自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曹靖华等20余名中国学员被编在一个班,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他们1921年3月入校,1923年毕业回国。酝酿成立“未名社”时曹靖华恰好不在北京,是韦素园写信通报了情况。曹靖华得信后立刻复信报名参加,并附寄了50元作为入社股金。

人员集齐,资金到位,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静悄悄诞生在1925年的夏天。“既没有什么章程,也没立什么名目”,“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稿,这样继续下去”,因为“在以后对外必得有名,这才以已出的丛书来名社了”——“已出的丛书”即鲁迅所译《苦闷的象征》。“未名社”社址就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的沙滩新开路5号,那里有韦素园租住的一间小小房屋。鲁迅在北京大学讲完课,常常顺便踅进去谈天,他把这间小屋称作“破寨”。而全社人员的第一次集合,有证可查者应是鲁迅1926年3月21日的日记所写:“下午,曹靖华、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来。”以笔者目前了解的资料看,这次雅集,恐怕是未名社的惟一一次“合家欢”,也应该是鲁迅与曹靖华的第一次见面。

未明社既因《未名丛刊》而生,开张头一项工作自然是印制《未名丛刊》。因为“希望较快地收回印费印行别的书籍”,所以首选第一本书是鲁迅所译《出了象牙之塔》。书于1925年12月问世,校对、发卖、包扎和邮寄,都是自己动手做,“第一版三千册,编印一年多就卖完了”。本就准备再版的,但“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写给静农的信中说:‘《象牙之塔》出再版不妨迟,我是说过的,意思是在可以移本钱去印新稿。’可见先生是很注意印新人新稿的,这本是他创办未名社的目的。”

未名社开展的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创办了《莽原》半月刊。关于这份刊物,《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之《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上)是这样介绍的:“莽原  民国十四(1925)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周刊。鲁迅编辑。附北京《京报》刊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共出32期。民国十五(1926)年一月十日复刊,改为半月刊。先后由鲁迅、韦素园编辑。未名社印行。出版地北京。民国十六(192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终刊,复刊后共出48期。”“该刊主要发表杂文、散文等创作和评论,注重社会批评,此外还有苏联、日本文艺理论和作品的翻译等。鲁迅发表《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和后来结集为《朝花夕拾》的一组回忆散文,历史小说《奔月》《眉间尺》等。主要撰稿人除编者外还有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许钦文、尚钺、景宋等。”

据李霁野《“三一八”惨案前后》记载,第一个到未名社购买《出了象牙之塔》并定阅《莽原》半月刊一年的,是鲁迅在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她亲自到未名社,‘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确像鲁迅所描写的样子。她说她最爱读鲁迅的文章……她拿起书来,仿佛还要找寻什么似的看了看书架……”

大约是1926年冬天,未名社离开“破寨”,迁到了北京大学二院对面的西老胡同1号,谐音称作“西老虎洞”。这时,鲁迅已南下闽粤,曹靖华也远走苏联,社里的主要工作便基本上都落在了韦素园肩上。当韦素园患了咯血症,被病痛逼迫着去了西山疗养院之后,有能力接替他守“洞”的就只有李霁野和台静农了。为了撑持社务,李霁野不得不于1927年秋天从燕京大学休学,一面在孔德学校教书,一面翻译《文学与革命》。

1927年10月17日夜晚,鲁迅致信李霁野,说因为《莽原》半月刊与《莽原》周刊的关系,觉得“莽原”二字“不甚有趣”,提议改称“未名”。于是,《莽原》停刊,《未名》出世。《未名》,半月刊。民国十七(1928)年一月十日创刊。李霁野等编辑。未名社印行。出版地北京。民国十九(1930)年四月三十日终刊,共出24期。该刊为文学刊物。译文为主,创作次之。发表有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戴望舒等人的外国文学译文,李霁野、台静农等人的创作小说。鲁迅的演讲《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也揭载于此刊。

1928年2月,李霁野的译作《文学与革命》由未名社初版。恰逢济南第一师范有几个学生组织了一个未名社书刊代销处,就寄去一包请为代售。山东军阀张宗昌派人查获了这包书,并向北平有关方面进行了通告。北京警察厅得到消息,于1928年3月26日查封了未名社,逮捕了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台静农处还因此遭到搜查。50天之后,被捕者获释。李霁野等开启了“西老胡同1号”的封条,决定未名社不仅要存在,而且还要发展。鲁迅同意他们的意见,遂于7月间把《坟》的校改本和由他亲自审阅的韦素园译《黄花集》书稿寄到社里,以支持未名社的出版事业。

关于未名社被查封一事,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一文中专门提到过:“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后来没有事,启发了。出盘之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一同被收没,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装品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书,遂成为天地之间的珍品。”

1928年10月,未名社在北京景山东街40号开设了一个门脸,作为未名社出版部的“售书处”。三间房屋里都摆放了桌椅,俨然一个小型阅览室,使欲购书者可以稳稳坐下来先读后买——也算是招揽生意的一项举措吧。“售书处也代销卖别家出版的书刊,尤其在不显痕迹中推荐的书刊是进步的,所以很受欢迎,大有‘门庭若市’的气象。”朱自清先生就曾亲自来这里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购书,一次就是几十本。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某些偏僻省份的以物易书事。比如云南,因为军阀不准向外汇款,而读者对新书需求殷切,当地的书店便想方设法巧立名目,给售书处寄来火腿换书刊。售书处成立不到一年,未名社出书十多种。可以说,正是售书处营业的渐入佳境,迎来了未名社的鼎盛之期。看到亲手开创的事业不断发展,鲁迅的心情可以想见。1929年5月他回北京省亲,百忙中竟三至社里,一次“谈至晚”。

说到未名社的售书处,则必须提到两个人,一是何林,一是青士。何林即后来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李何林。他1904年生于安徽霍丘一个贫苦农家;1920年考入安徽第三师范;1924年再入国立东南大学,后因经济困难辍学,于1926年秋至武汉入北伐军;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返回故乡任高小校长;1928年夏天,因参加暴动被通缉逃往北平,避居于同学兼同乡李霁野处,遂参加未名社售书处工作。青士姓王名之绾,化名青石、汪秋实等。1907年出生于沈阳,祖籍安徽霍邱。王青士自幼爱好绘画,小学毕业后进京学习造型美术,后考入北京俄文法政学校,结识瞿秋白,开始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因受到迫害辍学返乡,在县城创办开明书店,经销新书新报。1927年底,经李何林、王冶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以书店为据点搞革命活动,四处借贷并变卖结婚衣物为党筹款。1928年7月27日霍丘县“文字暴动”,王青士负责散发传单,暴动失败后被通缉,先逃往上海,再潜入北平,与李何林一起避居李霁野处,以未名社售书处伙计的公开身份,担负着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的重任。1930年被派往太原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不久又派往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1931年1月,王青士代表山东省委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于叛徒告密,在东方旅社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于2月7日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杀害,一起遇难的有何孟雄、林育南、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23人。两年后的1933年2月,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沉痛悼念死于这次残酷大屠杀中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他当时不知道——大概直至离世也依然不知道,与5位年轻作家一起惨遭杀害的,还有一位他非常赏识的青年画家、中共党员王青士。王青士为未名社设计书刊封面,绘制宣传广告,以他的绘画专长,为未名社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虽然他的作品上都没有留下他的姓名,但他的英名将与他的作品、与掩护过他的未名社永远同在。

仿佛是随着王青士的离去,人气喧腾一时的未名社售书部日渐冷清。未名社成员则因为各自都另有一份事业要进行,没有更多精力投入社务,终于似劳燕般四散飘零。随着李霁野、苇丛芜先后受聘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人力财力均早已陷入窘况的未名社名存实亡,不得不做出取消社名,存书交开明书店接收的决定,并随之在北平和上海两地报纸上刊登了结束声明——出世时不声不响的未名,辞世时却发布了“讣告”。

从1925年夏到1932年夏,未名社生存7年,出丛书两种:专收译作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前者主要有鲁迅所译《出了象牙之塔》(1925年12月)和《小约翰》(1928年1月);韦素园所译《外套》(1926年9月)和《黄花集》(1929年2月);曹靖华所译《第四十一》(1926年6月)、《烟袋》(1928年12月)、《白茶》(1929年1月)、《蠢货》(1929年8月);韦丛芜所译《穷人》(1926年6月)、《格里佛游记》(一、二卷)(1929年1月)、《罪与罚》(1930年1月);李霁野所译《往星中》(1926年5月)、《文学与革命》(1928年2月)、《不幸的一群》(1929年4月);后者主要有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1928年9月),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11月)、小说集《建塔者及其它》(1930年8月),韦丛芜的长诗《君山》(1927年3月)、诗集《冰块》(1929年4月);李霁野的小说集《影》(1928年12月)。至于鲁迅的杂文集《坟》(1927年)和台静农所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则是单独印行而不在丛书之内的。

未名社是消失了,但它的几个年轻人却成长起来。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包括不是“成员”而是“雇员”的李何林,后来没有一个不是“术业有专攻”的领军人物。只可惜韦素园英年早逝而王青士英勇牺牲,否则他们的建树应该只会更大。为了培养这些年轻人,鲁迅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韦素园病逝,他为他题记墓碑:“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又作《忆韦素园君》,以志不忘:“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曹靖华的译著出版遇阻,鲁迅取回书稿亲手为其重新编辑,临终的前3天——即1936年10月16日下午,还为其写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文中给予曹靖华以充分肯定与褒扬:“……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炫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

总之,鲁迅对未名社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对未名社同人的评价,仿佛一个慈父在数落自己的孩子一样似抑实扬:“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未名社人理解鲁迅的意思,承认自己“是毫没有什么宏愿的,只是先生对几个青年的一点鼓励,使他们能勤勤恳恳的努力,在文学上作出一点贡献罢了”。而正是这“一点贡献”,让一个同人社团像雪泥飞鸿一样,在现代文坛上留下了永远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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