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茶词》与茶文化的东学西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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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是绵延近千年的古徽州“一府六邑”,其境内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所产茶叶早在唐代已负盛名。南唐刘津的《婺源诸县都置制笠新城记》曾记载:“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陆羽《茶经》中也有茶“生婺源山谷”的说法。但凡中国茶乡,山间水畔的“茶鼎煎正熟”之时,必然要有“诗情森欲动”的。自唐以降,历代吟咏徽州茶乡的诗词很多,尤以反映茶事、茶情、茶风的竹枝词清丽淳朴,音韵琅然。现存徽州茶乡竹枝词数量不少,被苏曼殊辑入《文学因缘》一书中的《采茶词三十首》,就是其中一组完整的竹枝词。“它即景即情的感怀,如同仙露明珠般的朗润,亲切细腻地描绘出一幅徽州茶乡,特别是松萝山茶区的风情画卷。历代茶诗茶词中述及采茶场景甚多,但如此多篇且充满诗情画意的竹枝词也是难得一见。同时,这些竹枝词提及的徽州休宁、婺源和松萝茶等,更是一份难得的近代茶文化研究资料。”(郑毅:《徽州、茶、竹枝词》)

约翰·戴维斯爵士约翰·戴维斯爵士
苏曼殊并未说明作者是何人,只注明英译者是“茂叟”,是以这一组诗歌的真实作者长期以来都是“佚名”。而这一组诗有别于其他茶乡竹枝词之处,不仅仅在于篇幅整齐或堪为本土茶文化研究提供借鉴,更在于为中国茶文化的西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组《采茶词》见证了中国茶与茶文化进入西方的历史进程,而且至今仍是西方语境里中国茶文化的生动表述。值此“ 徽州学热”在国内外学界方兴未艾之际,笔者认为,对这一组诗歌的作者、英译以及在英美流播的情况,有必要追本溯源,厘清脉络,重新认识《采茶词》及其历史价值。

这组诗最早于1840年发表在《中国丛报》第八卷的《中国诗歌》栏目里。译者茂叟曾是英国驻香港总督府的高级官员,后执教于牛津大学,本名W. T. Mercer,生于1822年,卒于1879年。1835年前后,他任香港殖民地大臣(the Colonial Secretary) 期间,因工作关系接触到不少从事中英贸易的商人,其中就包括徽商。据译文前所附编者按说,茂叟自一位徽州茶商处得到这组诗之时,诗写在“一种极为精致,印有花边的红笺上”。———大约是茶商将这组诗的书法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了茂叟。徽商大多通文墨,读书明理,至于这位茶商是否就是原作者,此处没有述及。茂叟生平嗜茶,得到这组诗之后甚为喜爱,便亲自动手译成英文。该诗刊发时配有原文,原诗题为《春园采茶词三十首》(Chun yuen tsae cha sze. Sansheih show),作者是“海阳亦馨主人李亦青”。 据明清徽商研究学者唐力行先生介绍,李亦青当是屯溪知名茶号李祥记的主人。

有山有水更有茶的徽州,是商贾之乡,更为“东南邹鲁”。自晋时开始,徽州人凭借本土茶、木两业的资源优势离乡经商,蔚然成风。至明清,随着茶叶需求量的激增,徽州茶叶生产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一大批资本雄厚的徽州茶商更应时应运而生,足迹几半宇内,一度执茶叶贸易之牛耳。

到光绪年间,“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 徽州茶商的贸易网络直至海外。在被太平天国运动阻断通路以前,徽州茶商的出口贸易长期以广州为口岸,依靠粤商与洋行交涉。苏曼殊原籍广东香山县,其祖父苏瑞文以经营进出口业发家,其父苏杰生正是某英商洋行买办,经营茶叶生意。苏曼殊很可能因其父的关系,从洋行的渠道见到这一组诗的抄本,后来将其收录于《文学因缘》中,《采茶词》的原文于是得以在本土被保存并流传。

茂叟常驻香港,对中国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文化源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知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英译本《诗经》付印之前,曾请他帮忙校对过,足见文学翻译虽非茂叟专长,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茂叟翻译《采茶词》,声明没有要让译文接近英文诗歌传统的意思,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再现中国茶文化的原汁原味。暂且不论茂叟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这组译诗一经发表即受到诸多关注却是一个事实。短短数年之后,这组译诗便再次出现在《中国总论》这一部鸿篇巨著里。

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分上下两卷,是知名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的代表作。第一卷中对中国的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包装、销售有详尽论述,并以“Ballad on Picking Tea”为题,完整收录了《采茶词》的茂叟译文(见于该卷第577—581页)。卫三畏是美国首位汉学教授,汉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作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国总论》集19世纪国际汉学研究之大成,其内容正如此书后来修订版的副标题所总结的,是一部关于“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历史及其居民”的百科全书。直到如今,这部书也还是美国的学生、学者以及普通大众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采茶词》列于此书正文之内,无异于青蝇之附于骥尾,迅速被带进了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里。

另一位具有丰富汉文学知识和深厚学术功底的汉学家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又译德庇士),也很早就注意到了《采茶词》,并且十分喜爱。戴维斯早年前往中国,曾担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首任大班以及英国政府驻华商务总监,并于1844年出任第二任香港总督。这位乐于品茶又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的地道“中国通”读到《中国丛报》刊载的《采茶词》之后,认为“年轻姑娘们吟唱的这些歌谣,描绘出景物、气候、她们的内心感受……等等,呈现出自然的,有趣、欢快而近于天真形象。”为此戴维斯提笔再译《采茶词》,而且在他自己的著述《汉文诗解》里将原文也完整转录。

戴维斯的《汉文诗解》一书出版于1870年,是最早从宏观角度介绍中国诗歌总体情况的英文专著之一。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古典诗歌风格、形式的源革流变,第二部分则选取中国历朝诗歌作品,从赏析的角度解读中国诗歌的表现手法和内涵。《采茶词》三十首原文及译文都在第二部分当中,所占篇幅之大,在全书中相当显眼。民歌风味的通俗类作品,向来与正统士大夫文学存在分野,后世评家因此对戴维斯这本书的学术评价并不高。但《汉文诗解》毕竟是较早关注中国古典诗歌的专著,当其时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

品读《采茶词》的两种译文,茂叟的文本实际上是字词对应的简单直译,戴维斯则用韵体直译。具体到某些诗句,二人的诠释或许各有短长,也各有不尽如人意处。但就总体而言,茂叟译本较为刻板生涩,戴维斯译本则更具有可读性,也更富于诗意。

首先戴维斯的用词比较简练,译文每首都押韵,形式更规整。比如第一首“村南村北尽茗丛”一句,茂叟作“Where the tea, north and south of the village, around grows”,戴维斯则是“And on the sloping sides around, the Tea grows everywhere”,用“周遭山坡上茶树遍植”取代了“村南村北”的生硬对应,突出了满山遍野是茶丛的自然景象。再如第八首的“采得旗枪归去后”,茂叟译为“The tender leaflets being fully picked, we now to our homes return”,戴维斯只作“Then home once more, when all is pick’d”,语意便直截了当得多,不那么拖沓累赘。

其次是戴维斯对一些特定词汇的处理更加灵活。比如第一首“社后雨前忙不了,朝朝早起课茶工”一句中的“社后雨前”两个词涉及中国传统农历节气,英文里没有合适的词可以对应,诗歌的形式又不允许展开更详尽的解释,茂叟便直接用“春社”和“谷雨”的字音拼写,作“From chinshay to kuhyu, unceas?鄄ingly hurried, Every morning I must early rise to do my task of tea”。戴维斯深知将这两个拼音词汇生搬到诗句中,英美的读者不可能明白。于是他将原诗前后的句意糅在一起,译为“我必须黎明即起,忙忙碌碌,完成每天采茶的任务”(And I must rise at early dawn, as busy as can be, To get my daily labour done, and pluck the leafy tea),干脆把“社后雨前”的词意省略掉,也并没有过分偏离原意。

其三,戴维斯对这一组诗整体的理解更准确,译文从风格上更贴近原作的民歌风味。比如第六首“行向矶头清浅处,试看侬貌近何如?”一句里,“矶头”代指水边。可茂叟认为是“一个清而浅之处的一块大石”(the jutting verge, over a clear and shallow spot),所以他译文里的采茶女就在这石头上“刻画自己今日的容颜”(mark how of late my face appears)了。他望文生义的过度诠释,使得原诗里采茶女临水自怜的形象再无踪迹可寻。戴维斯用“俯身向”替代“行向”,他笔下是采茶女打量着玻璃般明净的水面上自己的倒影,惊异地喃喃自语“how looks my face to-day!”———少女的娇憨呼之欲出,形象鲜明。还有第七首“谁家有妇丑如奴?”一句当中的“奴”字,本是中国古代妇女的自称之一种,茂叟却翻译成了“奴隶”(slave),戴维斯则还原为“我”。

1871年,《凤凰:中日与东亚》期刊再次刊发了茂叟的三十首完整译文。不过,戴维斯译本所具备的上述优点,促使后来修订《中国总论》的卫三畏,用戴维斯文本替代了茂叟译文。换言之,《中国总论》1907年及以后的版本当中所见到的三十首《采茶词》,是戴维斯译文而不再是茂叟的译文。问题是,1848年版中注明了这组译诗的出处,修订版中却没有。所以当后人再从《中国总论》中转引这一组诗时,就会出现两个不尽相同的文本。而后一个文本即戴维斯译文,很容易被误认为也是出于1840年的《中国丛报》,或者干脆当作卫三畏本人的译笔。

自19世纪末到今天,经过不断被各类书籍援引、节录,《采茶词》有了好几个不同的英文标题,仅笔者见过的就有“Ballad Of Tea-Pick?鄄er”、“A Ballad On Picking Tea”、 “Tea Ballad About Picking”、“The Ballad On Picking Tea In The Garden At Springtime”、“Tea-Picking Ballad”等数种,但究其内容也不外乎是戴维斯或茂叟的译文。这一组在本土并不很受人们重视,连作者也长期未明的竹枝词,在异邦却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不免令人感喟。

当然首先因为《采茶词》是一组诗。按照采茶时令的先后叙事抒情,聚焦茶女典型的日常动态,铺陈她们的生活、思想和丰富的内心情感。作为诗歌,它或许不算是中华浩瀚诗海中的精品,却章法整齐,结构清晰,层次井然,而且不用艰深典故,不用繁难字词,三十首一气呵成。行文浅白而声情并茂,是茂叟和戴维斯偏重这组诗的主要原因。后来英国女学者Catherine Ann White 也是为此转录了部分《采茶词》,用作她的《古典文学》一书里中国古典诗歌的实例。1852年,伦敦Grant and Griffith出版社推出儿童读物《家里奇观》,此书由十一个与家中常见实物相关的小故事组成,其中第一个“一杯茶的故事”,用的是茂叟译文的第一首开篇,还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其次,《采茶词》是一组叙说茶事活动的诗,带有系列的连贯性,而且出自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有名的松萝茶的产区。组诗通过采茶女对劳作过程的自述,次第叠现出产区的种茶环境、采茶时序、烘焙情境,真切而具体。

茶叶是中国原生经济作物,种茶制茶有着悠久历史。清中叶以降,从广州公行贸易到五口通商、沪甬开埠,茶叶和鸦片是中英印三角贸易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宗类别,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19世纪的中西交往、中国社会和全球经济体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学者对神秘中华的好奇,对东方财富的贪欲,都与茶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75年,英国皇家学会亚洲分会会刊曾发表过一份中国茶叶产区普查及红、绿茶主要品名报告,其中的“绿茶”一词被等同于“松萝茶”,其中提到“松萝是一座山名,据传为首次发现绿茶之地”。从文中可见,松萝茶不仅一度是徽州绿茶的代称,甚至中国绿茶的代称。所以卫三畏论述中国茶事,会将《采茶词》录入其中,以增强他自己著述中相关文字的说服力。1849年,英国汉学家、英政府首任香港最高法庭律师瑟尔(Henry Charles Sirr,1807—1872)在伦敦出版了《中国与中国人》,书中第二卷论及茶事的部分也节选了茂叟《采茶词》译文七首。

如今,茶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全球饮茶人口达33 亿之多,以介绍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英文书籍也层出不穷。在新英格兰作家Katrina Munichiello 最近的新著《品茶:一次一杯》中,还能见到《采茶词》译文的摘引。美国作家Sarah Rose的《写给所有中国茶》一书里,也有《采茶词》的影子。Sarah截取原译文中的一些诗句重新组合,更改调整了几处用词,仍然沿用“春园采茶词”的旧题,作为中国茶叶种植、生产和饮用的历史悠久之明证。她这本书有一个很长而有趣的副标题:“英国人如何窃取这世人最爱的饮料并改变了历史”,或可作为她摘引《采茶词》的饶有兴味的注解。

其三,《采茶词》是一组描绘中国茶乡民俗风情的诗。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化层次。随着采茶女日复一日的脚踪,诗歌以个体的动态与情感为主线,勾勒出茶乡生活图景的不同侧面。茶园漫山遍野,茶村散落其间,岭上有茶姑的山歌盘旋,岭下是家家炒茶焙茶,户户以茶待客。抽象的民俗民情由此变得真切可感,飘散着茶乡原生态的香高味浓。于是当我们从早期Alfred Arthur Reade的《茶与品茗》、Edward Randolph Emerson的《饮料的过去与现在:制茶与品茶历史概观》,到近年Jacky Sach 的《品读茶叶》、Beatrice Hohenegger的《流玉:从东到西茶故事》,甚至一些现今茶叶贸易公司的资料文件里,都或多或少地见到《采茶词》的转引和节录,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四,《采茶词》是一组关于女子从事采茶活动的诗。她们“小姑大妇同携手”,“一月何曾一日闲”。“雨洒风吹失故吾”之际,她们“容颜虽瘦志常坚”,始终保持“惟愿侬家茶色好”的乐观积极。她们不是摇摇欲坠的缠足妇女,也不同于穿着文明新装进学堂的城市女性,经由这些诗句娓娓道来的,是持守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品性与美德的茶娘。飘散在异域的松萝茶香,每一缕都渗透着她们的辛劳汗水,凝聚着她们朴素的希望。

西方学者从历史学、人类学的角度观照社会,向来对男女的性别差异以及社会分工反应敏锐。研究中国问题的当代人类学家,美国女学者葛希芝(Hill Gates)曾经明确指出,要了解整个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情况一定要看社会性别,不能只关注男人们的工作,也必须观察女人们都做些什么,是怎么做的。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中国社会里,采茶焙茶都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尤其采茶主要由女性执行,焙茶也是女性可以参与并掌握其专业技术的加工过程,有明显的性别分工特征。茶娘通过自己的劳动,不仅得到金钱的收入,也从中获得自我认同。这种分工同时也决定了采茶女活动范围的两大空间:茶园和家里。其间的社会互动成为她们的生活重心,采茶和焙茶既是劳动,也是她们维持社交网络的方式,男性的身影在这里淡出并被边沿化。这些情况,在《采茶词》中都有直接的而且是蕴含着诗意的反映。

长期以来,西方着眼于中国传统女性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家庭与婚姻、节妇与殉节、女性文盲与才女、娼妓与文学等主题展开,而且多以城市女性为研究对象,缺乏对农村劳动女性的关注。1877年,传教士汉学家Ross C. Houghton在他的《东方女性》一书中,以茂叟三十首译文为辅助资料,说明中国劳动妇女的生存境况、人格精神与审美取向,在扩展了西方中国传统女性研究视域的同时,也证明了《采茶词》对这一领域鲜活的样本意义。

关于《采茶词》及其英文本的流播与影响,以上所列举的仅是笔者所见的部分,挂一漏万势必难以避免。而仅以上述列举,已足以聚合成中华文化西传史上一个闪光的亮点。《春园采茶词》三十首凡一百二十句,不是《木兰辞》的线索清晰,叙事完整,也不是《琵琶行》的字字珠玑,起伏跌宕。然而,至此它已不再是小小一组竹枝词而已,而成为一支画笔,为异邦无数好奇的眼睛从容描绘出徽州茶乡以及中国茶文化的本真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学主动西渐的途径因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而近乎断绝。当我们回溯《采茶词》西行的历程,不难看到,是茂叟和戴维斯他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西方精英们接触到并高度评价了《采茶词》,再将这一组诗翻译成英文公开发表,《采茶词》才得以进入西方视野。这些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们,同时又是他们母文化圈中的权威,《采茶词》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权威地推向更广大的受众,由此广泛地流传开去。而后来层出不穷、各取所需的摘引、转录和改写,也绝不只是单纯的权威效应,更是《采茶词》所携带的文化内涵中蕴藏的强大影响力。这份内在的影响力的效果首先在茂叟们身上得到印证,继而扩展到更深更广的大众层面。

作为中华文化西传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采茶词》的流播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普世性,及其为世界文化体系添砖加瓦的贡献。作为一份可贵的近代茶文化遗产,《采茶词》也不能继续被埋没在本土浩瀚的古籍堆里,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应该得到更公正的认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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